九月的里昂，空气里是法兰西秋季特有的湿润与微凉。

这里曾经造就了欧洲丝绸贸易和银行业的黄金时代，不仅是电影诞生地，还是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之都，凭借美食珍馐享誉世界。

站在高处放眼望去，整座老城都是红瓦屋顶，建筑并不似巴黎那般时髦张扬，但处处都充满文艺复兴气质。

新闻台为齐诗允安排的公寓位于红十字山附近，可以透过窗，看到不远处缓缓流淌的索恩河。

房间布置得非常考究，米色布艺沙发、人字纹木地板、还有露台上盛开的淡紫色熏衣草。这里对于任何一个渴望安稳的人来说，是都是一个温馨的庇护所，但对于齐诗允而言，这种安静，简直是一种震耳欲聋的折磨。

她无法适应这种安静。

在巴格达，安静往往预示着空袭前的死寂，但在里昂，安静代表的是正常生活。

每当街道上偶尔传来汽车尾气排放的“砰”声，或者邻居关门的重响，齐诗允都会在瞬间屏住呼吸，全身肌肉绷紧，冷汗在一秒钟内浸透脊背。

她拒绝拉开窗帘。

好似在她的潜意识里，落地窗外刺眼的阳光，总让她联想到那晚将荒原照得惨白的皮卡远光灯。

她每日都会坐在沙发上，机械地翻看陈家乐拍下的那些合影。

照片里的阿米娜笑得那么生动，她反复摩挲着照片边缘，心里的那个死结死死扣着，每呼吸一次就收紧一分：

如果不教她识字，她是不是就不会向往自由？

如果不教她用枪，她在那晚是不是只能屈辱地活着，但至少……还有命？

这种沉重负罪感就像是吞服一种慢性毒药，让齐诗允觉得她喝下的每一口纯净水、吃下的每一块牛角包，都是对死在荒野里的阿米娜的背叛。

为了打破这种自溺的恶性循环，她强迫自己接受台里的心理治疗安排。

每隔叁日，她就会去到公寓几公里外，跟台里安排好的心理医生见面接受治疗。诊疗室位于索恩河对岸的半岛区，在一栋奶油色外墙和雕花铸铁阳台的奥斯曼建筑里。

从红十字山公寓出发，骑单车大约需要叁十分钟时间。

每当下坡时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那种失重感偶尔能盖过心底的悸痛，但回程时那段漫长的斜坡，却总让她精疲力竭。

医生名叫jean-pierre，是一位有着丰富战地心理干预经验的老人。但在光线柔和的诊疗室里，齐诗允经常说不出话，只是枯坐在原位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。

起初，她极度排斥这些谈话。

每次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，她都要在台阶上驻足良久，反复深呼吸。

或许因为她天生是一个记录者，只习惯于观察他人的苦难和探寻真相，而非将自己的伤口撕开供人研究。

后来，她开始强迫式地说服自己，为了阿妈和阿米娜，为了她们以「死」为她换来的「生」，她必须活下来，必须显得正常，哪怕只是装出来的。

“yoana，你可以试着谈谈那声枪响。”

老人耐心观察她，轻声引导。

齐诗允陷在扶手椅里，手指神经质地抠着风衣的扣子，开口时，声音从僵硬变得哽咽：

“我教她用枪，是为了让她能自保。”

“我告诉她，这是赋予她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。但我没想到……她最后用这份权力，杀死了她自己。”

“那不是自杀，yoana。”

老医生试图纠正：“那是她在那种极端环境下，唯一能行使的、最后的自由。”

“你也没有做错任何事。”

听过，女人惨然一笑，摇了摇头。

这些道理她都懂，可是心不答应。因为当时她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，为了换取她的「生」，而选择了最决然的「死」。

这笔账，她算不平，更还不起。

走出诊疗室时，里昂刚下过一场小雨。

她跨上锁在楼下的银灰色van rysel单车，穿行在被雨水打湿泛起冷光的青石板路上。车轮轻快碾过不平整的路面，传来的震动透过车把直抵心脏，竟让她有一种莫名的真实感。

在经过白莱果广场附近的一家独立艺术影院门口时，齐诗允鬼使神差地捏住了刹车。

影院泛黄的灯箱里，张贴着一张修复版重映海报———

《léon》

这一瞬间，里昂湿润的空气仿佛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抽干，齐诗允感觉自己被拽回了一九九六年，那个燥热的香港夏夜。

那晚，电视里也正播着这部电影。

她记得自己蜷在雷耀扬宽大的床上，心情极其复杂。那时她刚对他摊牌，对他说出了自己所有卑劣而又疯狂的复仇行径…其中，也包括对他的利用。

本以为得知真相的他会怒不可遏，却不想，那男人只是温柔又怜爱地对她敞开怀抱，将她全然护在他安全的港湾里，决意为她